摘要：但“萨德事件”发生，85%的中国练习生被遣返或主动离开，更关键的变化在于，此后韩国娱乐公司开始要求练习生家庭分担至少一半费用，甚至要求练习生"自带资源"。

在2016年之前，如果去韩国当练习生，公司会承担了几乎所有培训成本，包括声乐、舞蹈教师费用和住宿。

但“萨德事件”发生，85%的中国练习生被遣返或主动离开，更关键的变化在于，此后韩国娱乐公司开始要求练习生家庭分担至少一半费用，甚至要求练习生"自带资源"。

这个转变标志着K-pop练习生制度，从长期投资模式转向了成本分摊的快速测试模式。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会发生这种转变？钱的逻辑变了。

过去的K-pop练习生制度建立在一个简单的商业模型上：公司投入巨额成本培训练习生5到10年，赌的是其中某个人能成为下一个权志龙或IU，然后用这个超级明星的收益覆盖所有沉没成本。

根据韩国文化产业振兴院的数据，2010年前后，三大娱乐公司SM、YG、JYP培养一个练习生的平均成本在30万美元左右，出道成功率不到5%。

这是一个典型的“风险投资模型”，需要公司有足够的资本耐心和风险承受能力。

但移动互联网的普及彻底改变了这个游戏规则，2016年恰好是中国短视频平台快手、抖音(当时还叫musical.ly)开始爆发的年份，也是韩国本土直播平台AfreecaTV用户激增的时期。

突然之间，一个18岁的年轻人不需要经过任何专业训练，只需要在镜头前跳15秒舞蹈，就可能获得百万级曝光。

传统娱乐公司发现，他们花费数年、数十万美元培养的练习生，在流量获取能力上可能还不如一个会拍段子的素人。

而且，这些平台直接提供了变现路径，根据艾瑞咨询2018年的报告，中国头部MCN机构签约网红的月均收入可以达到3万到10万元人民币。

即便是出道的K-pop偶像，在韩国本土市场的收入也远不如同等流量级别的中国网红，这一下，经济账算不过来了。

于是韩国娱乐公司开始调整策略，缩短培训周期，从过去的5-10年压缩到1-2年,同时开始要求练习生家庭承担部分成本，实际上是在筛选"能承受风险的家庭"。

还有最关键的一步，开始在练习生未出道前就进行市场测试——让练习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内容，根据数据表现决定谁值得继续投资。

这套逻辑和MCN公司的“网红孵化流程”几乎完全一致:海选、小成本试错、数据筛选、资源倾斜。

另一个现象更能说明问题:现在韩国偶像团体的能力，正在发生反向选择。

过去像Big Bang、Super Junior这样的二代团，成员普遍具备“全开麦”现场演唱的能力，因为那个时代评价偶像的核心标准还是"艺术表现力"。

但现在的四代、五代团，舞蹈难度大幅提升，视觉呈现越来越精致，真唱比例却大幅下降。

这不是因为现在的练习生不努力，而是因为评价标准变了——YouTube观看次数、TikTok话题热度、Instagram粉丝增长率，这些可量化的数据指标取代了"舞台表现力"这种主观评价。

这正是短视频平台改造内容生产的典型路径:把不可量化的"艺术价值"转化为可量化的"数据价值"，然后用算法进行分发和筛选。

在这个逻辑下，一个舞蹈动作是否足够复杂、足够炫目、足够适合剪辑成15秒片段，比这个舞蹈是否有艺术表现力更重要，偶像工厂和网红MCN的界限，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逐渐消失的。

但技术变革只是表层原因，更深层的变化在于市场结构。

2016年是中国偶像选秀的元年，《偶像练习生》《创造101》等节目吸引了大量在韩练习生回国参赛。

因为中国市场提供了韩国市场无法提供的两样东西:规模和容错率。

根据艾媒咨询的数据，2018年中国偶像市场规模达到140亿元，而同期韩国K-pop产业总产值约为50亿美元，但韩国人口只有5100万，中国是14亿。

更关键的是，中国互联网环境对"失败"的容忍度远高于韩国，一个在选秀节目中淘汰的练习生，可以转型做抖音博主、开舞蹈培训班、甚至参加下一季选秀。

而在韩国，一旦在某个环节被淘汰，基本意味着职业生涯终结。

与此同时，韩国偶像“自杀率”异常高，本质上也与这种市场结构有关。

在一个容错率极低、道德标准极其严苛、且市场规模有限的环境中，偶像承受的压力不仅来自竞争，更来自"不允许失败"的社会预期。

而在中国，即便是所谓的"翻车"，过一段时间仍然可以重新获得关注，甚至"黑红也是红"成为一种被默认的生存方式。

这种情况下，在韩国可能需要十年才能获得的出道机会，在中国的互联网环境中，可能只需要一个爆款短视频。

这不是说中国的造星体系更"高级"，而是说，当传播渠道从稀缺变为过剩，造星本身不再是一个需要工厂化生产的事情。

真正的问题或许在于:当人人都可以成为"明星"，明星还是明星吗?当偶像工厂和网红MCN的界限消失，我们失去的和得到的，究竟哪个更多?

来源：逍遥文史一点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