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十月份通过零星的直播切片展示，到年底即将登上卫视的跨年晚会，来自云南昭通的“蹦山咔拉咔”组合让人再次惊叹于云南人在短视频赛道上的天赋。初看，又是一个模仿韩国男团 BIGBANG 的草根组合。难道这次“山寨”也无可厚非了吗？至少对这么多给他们点赞评论的观众来说

「“蹦山咔拉咔”弱化了观众对于美与丑、土与潮的审美评价体系，而观众为他们的普通人真实奋斗叙事买单。」

“在韩国凑不齐的五个人，在云南凑齐了。”

从十月份通过零星的直播切片展示，到年底即将登上卫视的跨年晚会，来自云南昭通的“蹦山咔拉咔”组合让人再次惊叹于云南人在短视频赛道上的天赋。

初看，又是一个模仿韩国男团 BIGBANG 的草根组合。难道这次“山寨”也无可厚非了吗？

至少对这么多给他们点赞评论的观众来说，重要的不是讨论形式的合理性，而是通过他们的模仿发现普通人努力生活的模样。

（“蹦山咔拉咔”被邀请参加浙江卫视跨年晚会）

在没有点开视频之前，简陋的农舍背景，精神小伙式的穿搭，自动就让人给他们打上了“土 low”的标签。

但当人点开视频，就能发现他们持续带来料想不到的惊喜，首先是明确的团队站位、专业的运镜，以及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烟雾舞台效果。

后来挖掘更多人物故事，才发现他们恰好是亲生五兄弟，匹配 BIGBANG 的五人设定，而下播后干农活的场景记录，更赋予他们不同于其他直播模仿者的人物真实感和故事感。

人们发现他们不单纯服务于呈现以往模仿者的滑稽，而是建立了独属于自己的艺术人格。

他们的表演颠覆了观众对于美与丑、土与潮的传统审美评价体系，让“土”成为重塑自己风格的方式，在土的场景中充满专业性和值得深挖的细节。

如果说，观看直播是一种消费社会的特定行为，那让观看者自愿买单的是他们不被商业包装的真实感以及观众安放在他们身上的情感期待：一种符合主流价值的普通人积极奋斗的生活状态。

01

模仿作为一种表演艺术：消解严肃

为什么人们喜欢看模仿？模仿名人不是新鲜事，类似模仿秀的行为脱胎于大众文化对于高雅严肃文化的稀释。

当休闲娱乐成为时代的特征，人们利用对象征权威的名人的形象重塑，在泛娱乐的环境里给自己提供丰富的视觉享受。

这个过程是观众注意力的转移。

当人观看偶像本人表演的时候，更多欣赏的是偶像的身体和表达的内容，也就是他们的真实自我，但是当人看模仿者表演的时候，是在消费自我对偶像的想象。偶像的外形、神态、言语等都是其个人的文化符号。

当这些符号被抽离被重塑，模仿者在主观演绎中瓦解了严肃性。这也是人们喜欢看模仿的原因，这些演绎是娱乐化的。

就像 2012 年风靡的名人模仿节目《百变大咖秀》，邀请王祖蓝、包贝尔等名人来模仿名人，加入搞怪荒诞的元素，满足电视观众的视听享乐需求。

而这种娱乐模式在直播和短视频的环境中被进一步放大和加剧，让模仿的权利下沉到更广泛的市场。

在关恒五兄弟之前，已经有大量的网红试图通过模仿名人博眼球、蹭热度，包括鹿晗的模仿者“鹿哈”，黄子韬的模仿者“黄子诚”，张颂文的模仿者“小颂文”，而在海外则有 A 妹（Ariana Grande）的长年模仿者佩姬·聂曼 （Paige Niemann）。

他们都在追求在外形上无限接近本人，而这本质上就是将身体作为文化消费品，参考本人身上抽离出来的元素再现形象，满足观众猎奇消遣的心理。

然而，这种消解严肃性的策略并不总是奏效。泛滥的模仿会演变为哗众取宠的低劣把式，因为人会审美疲劳。

一味山寨名人本人，甚至刻意以假乱真，也会导致模仿者与观众之间信任的崩塌，最终让观众对模仿者存在的合理性产生怀疑。

这正是观众排斥模仿的原因，模仿者的行为本质上对名人的形象构成了冒犯。

与之不同的是，这回“蹦山咔拉咔”对于 BIGBANG 的模仿，虽然仍是迎合短视频和直播的讨巧策略，以偶像作为噱头，但他们在试图打造原创性，利用不同的农村背景制造反差感，打破商业公司营造的精致包装。

他们在努力成为创造者而不只是模仿者。他们的模仿并不致力于比较与超越，也并不传达复刻致敬的意涵，而是试图呈现另一种生动的短视频艺术。

02

艺术人格：重塑对于“土”的想象

让“蹦山咔拉咔”区别于其他模仿者的是他们建立起了独属于自己的艺术人格。

艺术人格在严肃美学范畴中，指的是艺术家在长期创作中形成的人格特质与艺术实践的融合，是持续稳定的风格辨识度和思想内核。

“蹦山咔拉咔”当然还称不上具有沉淀之后的艺术造诣，这里的艺术人格体现为他们极具风格化的演绎。

他们从一众农村土味博主中诞生而来，却创造性将农村的“土气”转变为一种极富吸引力的审美气质。

他们的表演并没有无限接近原创作者，完全让位于呈现原创作者形象本身。

这恰是打破观众审美疲劳的取巧策略。

从观看者和被观看者的关系来看，他们的表演是精心打磨过的，每一个细节都隐含了对于观众心理的精准狙击：单纯的一板一眼的模仿落入俗套，所以营造多重反差感增加吸引点。

他们在田间地头拍《谎言》的 MV，借拖拉机拍《BANG BANG BANG》，用这些农村的符号，解构了 K-POP 流行音乐中精致主导的霸权，但同时构建了另一种“精致”。

这种精致体现在完美利用身边“土”的元素，将表演细节熟稔于心，努力复刻场景，使演绎兼具“像”与“不像”的特点。

正是这些设计，甚至是近乎专业的运镜都让观众觉得，在模仿之外，他们的表演是可以被欣赏的，细节是可以被考究的。

而更加有意思的点是，关于美与丑、土与潮的价值评价体系的重要性被弱化了。

土和潮的标准会根据权利阶层和资本偏好而流动变化，权利阶层掌握定义权和话语权。

在农村的语境中，土代表粗劣落后，审美庸俗，农村网红常被观众用带有优越感的视角来评判。

在这套评价体系中，被人说“土”让人自然产生羞耻感，想要摆脱这种标签。

然而，这种评价体系本身是主观的并非真理，由于“土”而感到羞耻的感受是被人为建构的。毕竟如何才是“潮”本身也是很双标的事情。

不过，“蹦山咔拉咔”并没有否认自己“土”，队长关恒说自己也知道自己土。

是否摆脱对“土”的羞耻感很难说，但是“土”确实成为了他们鲜明的视觉标识。与之相比，人们更加在意的是，看他们如何利用农村场景创造惊喜。

BIGBANG 象征的是一种反叛和实验，毕竟权志龙作为时尚巨星，也经常会有很多令人匪夷所思的穿搭。比如戴头巾，穿着各种不符合审美规范的撞色衣服。

而“蹦山咔拉咔”则为演绎 BIGBANG 提供了另外一种模式，既非完全活在 BIGBANG 的影子下，也不是完全不顾原创性，而是在其间尝试平衡。而这种态度也满足了很多网友的情感期待。

03

情感消费：营造底层奋斗者想象

人们在观看“蹦山咔拉咔”的过程中，不断回应内心的期待。现代消费的本质就在于追求一种自我的梦想。

人们消费的核心不是在于对商品的使用价值本身，而是追求各种想象性愉悦。

影像与现实是脱离的，影像中的人设不等同于人物形象本身。

透过直播切片和纪录片形式的片段，他们在台前台后的人设得以建立，被观众消费着，实现观赏期待和内容人设的双向匹配，弥补了以往千篇一律的直播内容中缺失的主流价值想象。

父亲早逝、五个兄弟奔波在外，趁这次机会团聚回到母亲身边。直播之外，他们干着最朴实的农活，虽然条件一般但是一家其乐融融。不一定要追求所谓“体面”的工作，踏实地挣干净的钱就是家人对他们的期待。

这些元素都打在中国人的情感软肋上，所谓“三观正”的评价指的就是家庭和睦、子女孝敬、有责任担当等传统、积极的主流价值观。

中国劳动和社会保障科学研究院 2023 年的报告显示，县城、乡村的数字从业者比例已经超过了一、二线城市，其中乡村数字劳动者比例更是超过六成。

对于返乡就业群体的关注构成了“蹦山咔拉咔”的爆红的社会基础。因为他们的故事和纪录式的展演让人相信，时代还是为回到家乡扎根生存的年轻人保留了上升的通道。

除此之外，人们希望看到的，还有不经过商业机构雕琢的原生态。

原生态代表着创作者的创作自由和强大的生命力和主体性，还有真实感。

被商业包装过的人设被简化成可预测的文化产品，而原生态的创作者则意味着更多可能性以及与观众之间的真实互动。

这种生命力也寄托着每个观众自身的认同，从他们身上发现了普通人努力争取生活幸福的可能性，看到了生活的希望和劲头。

关恒在采访中说，别人都在说你们好努力，但人家都在努力都在拼搏，所以火了是偶然不是必然。这种对短视频流量和自我定位的清晰判断，也增强了观众所感受到的来自人物的现实感。

这些都指向当下受众的内容取向，回归现实，实在和平淡才是真。

对于 BIGBANG 的 VIP（对其粉丝的称呼）来说，除了在“蹦山咔拉咔”身上发现的朴实的情感价值，还有和 BIGBANG 相呼应的情感价值。

这种富有怀旧性质的情感，再次被这个来自云南的组合所唤起，一方面带着谨慎和批判性的视角来维护 BIGBANG 在心目中的形象，另一方面借由关恒五兄弟的演绎来勾连共同回忆。

“我能在他们身上看到全盛的 BIGBANG 。”

（老大关恒接受采访画面）

明年 2026 便是 BIGBANG 出道 20 周年，“蹦山咔拉咔”在最近的爆火也具有纪念意义。作为“蹦山咔拉咔”队长的关恒，也表示唱权志龙的歌有十多年了。

而他们的组合名“蹦山咔拉咔”也来自 BIGBANG 最有名的几首歌之一的《Fantastic Baby》。

影响关恒的 BIGBANG 用其极富实验性和嘻哈感的音乐，塑造了年轻人对 10 年前后韩流的认知，承载至少两代年轻人的集体回忆。

人们依然怀念初高中时候听 BIGBANG 虽然可能不解其意，也不理解所谓实验和先锋的音乐，而只是享受依托于嘻哈音乐带来的装酷的感受，那种对青春不羁和生命力的表达和身份认同就是人们共同的情感共鸣。

或许 BIGBANG 的应援灯“皇冠海”意象就是对这种情怀最合适的表达。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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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吕鹏.线上情感劳动与情动劳动的相遇：短视频/直播、网络主播与数字劳动[J].国际新闻界,2021,43(12):53-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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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柯林.坎贝尔,章戈浩.浪漫伦理与现代消费主义精神[J].西北师大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04):1-7.

来源：知著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