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韩国电影明星赵镇雄少年时期的恶性犯罪前科被曝光后，引发了一场关于青少年犯罪前科的标签应当保留多久的激烈争论。这并非新话题，也不是针对特定个人的讨论。事实上，韩国全国的中小学每天都在纠结一个问题：对实施校园暴力的学生，其相关劣迹应该记录到何种程度、保留多长时间。
韩国电影明星赵镇雄少年时期的恶性犯罪前科被曝光后，引发了一场关于青少年犯罪前科的标签应当保留多久的激烈争论。这并非新话题，也不是针对特定个人的讨论。事实上，韩国全国的中小学每天都在纠结一个问题：对实施校园暴力的学生，其相关劣迹应该记录到何种程度、保留多长时间。尤其是在今年的大学入学考试中，由于政策要求必须将学生生活记录簿中记载的校园暴力施暴记录纳入考核参考，这一争议更是愈发激烈。
生活记录簿中首次纳入校园暴力记录，始于 2012 年 3 月。此前在 2011 年 12 月，大邱市一名中学生因遭受集体霸凌后自杀。这一悲剧发生后，教育当局开始确立对校园暴力 “严惩不贷” 的应对基调。时任教育部部长李周浩下令，要求在学生生活记录簿的学籍信息、出勤情况、行为特点及综合评语等各个板块，均需记录施暴学生所受的处分措施。同时规定，小学和初中学段的相关记录在学生毕业后保留 5 年，高中学段则保留 10 年。在大学入学环节，高校也有权要求查看学生的施暴处分记录，至于是否将其纳入招生考核、以及具体如何参考，当时则由各高校自主决定。
当初之所以决定保留这类记录，是因为有观点指出：校园暴力的受害者往往要背负一生的心理创伤，而施暴学生即便接受了志愿服务、转学或退学等处分，却常常没有表现出应有的悔意。支持者认为，将施暴记录纳入生活记录簿，能够有效预防校园暴力的发生。
但这项政策从一开始就引发了关于公平性的争议。不少人提出，相较于少年犯的处罚力度，将校园暴力记录在生活记录簿中保留 5 年以上的做法过于严苛。按照韩国法律，少年犯在保护处分执行完毕后，相关记录会被封存；即便是受到处罚力度最重的 “移送少年院” 处分，记录也同样会被消除。这是基于 “为助力少年犯重返社会，保护处分不应对其未来的个人发展造成任何负面影响” 的原则。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校园暴力施暴记录在学生毕业后仍会被留存于生活记录簿中。
在舆论的强烈反弹下，教育部在不到两年后便出台了 **“以现场为中心的校园暴力应对方案”，将记录保留期限缩短至“毕业后 2 年”**。此后，每当相关争议涌现，或是有知名人士的校园暴力旧事被曝光时，这项记录的保留期限就如同橡皮筋一般，在延长与缩短之间反复摇摆。
校园暴力相关规定在 2023 年再次迎来调整，而这一变化发生在李周浩时隔十余年后重返教育部担任部长不久。此前，曾被任命为国家侦查本部部长的律师郑淳信之女，被曝出曾是校园暴力施暴者，却仍通过常规录取渠道考入首尔大学，这一事件引发了轩然大波。对此，教育部发布了 **“根除校园暴力综合对策”**，明确表示：“2012 年出台的综合对策，通过在学生生活记录簿中记录并留存校园暴力相关信息，确立了对哪怕是轻微霸凌行为也严惩不贷的原则。但自 2013 年起，由于缩短了生活记录簿的记录保留期限，并引入了记录中途删除机制，社会各界对校园暴力的警惕性有所弱化。” 此次政策调整，彻底扭转了此前的宽松导向。
难道真的认为延长生活记录簿中的记录留存时间，就能减少校园暴力吗？教育部此次将记录保留期限从 “毕业后 2 年” 再次延长至 4 年。不仅如此，从 2026 学年的大学入学考试开始，要求所有高校无论在学生综合评价录取、高考统考录取、论文考核录取还是技能考核录取等任何招生渠道中，都必须强制参考学生的校园暴力处分记录。这一要求的严格程度，远超 2012 年允许高校自主决定的最初版本。事实上，在今年的招生中，就有案例佐证这一政策的执行力度：韩国艺术综合大学发现一名通过考核的考生曾受过校园暴力 4 号处分（即志愿服务处分）后，最终决定不予录取该考生。
然而，教育一线的从业者却普遍认为，即便将施暴记录强制纳入高考考核参考，也未必能真正减少校园暴力事件的发生。相反，这可能导致施暴学生不再专注于真诚道歉与悔改，而是挖空心思寻找从生活记录簿中删除相关记录的办法。一家主打 “校园暴力应对专项法律服务” 的律师事务所就公开表示：“（生活记录簿中的）施暴记录在学生毕业后仍要保留 4 年，即便是初中生，也可能在未来备战高考时因此受到直接负面影响。” 该律所借此宣传称，要想精准梳理事件事实与法律争议点，离不开专业法律人士的协助 —— 言外之意，便是可以为施暴学生提供 “降低处分等级” 的维权策略。
还有观点指出，不同升学、就业路径的校园暴力施暴学生之间，存在着显著的公平性漏洞。以学校体育社团的暴力事件为例，体育特长生即便仅受到书面道歉的处分，也会被追加 “3 个月内禁止参加各类赛事” 的处罚；而其他学科方向的施暴学生，在报名参加数学竞赛等学科类赛事时，却无需提供校园暴力前科的相关证明。
一位在京畿道从事小学教育工作 13 年的 A 老师坦言：“学生之间发生矛盾时，原本需要引导他们学习如何化解冲突，同时也让施暴学生明白自己错在哪里。可如今，所有人都死死盯着生活记录簿上的那笔记录 —— 学生、家长、学校皆是如此，反而让‘引导学生向善’这一教育初衷，彻底沦为空谈。”
来源：福瑞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