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日，韩国女星全智贤携新剧《暴风圈》回归荧幕。本以为她会和涅槃重生的宋慧乔一样，凭借作品开启事业新巅峰，没想到竟然直接掀翻中国市场，败光了自己的中国观众缘。

近日，韩国女星全智贤携新剧《暴风圈》回归荧幕。本以为她会和涅槃重生的宋慧乔一样，凭借作品开启事业新巅峰，没想到竟然直接掀翻中国市场，败光了自己的中国观众缘。

一方面，剧中反派角色多使用中文等内容引发中国网友强烈抵制情绪，以至于该剧的豆瓣评分跌至4.2分。

豆瓣页面截图

另一方面，剧中出现的部分台词和画面接连引发争议。

比如她先是借剧中角色之口，公然将中国抹黑为“好战”国家，后又移花接木地用棚户区景象来代表中国大连，甚至特意使用暗色调滤镜，似乎有意迎合外界对中国“落后”的刻板印象。

中国是个好战国家？

这是中国大连？

更让中国观众看得冒火的是，剧中场景用带五角星的红色地毯铺在地上任人踩踏。

关于剧情争议不断发酵，全智贤作为主演自然被推上了风口浪尖，抵制声四起。她代言的多个国际大牌都遭到了网友的集体抵制。网友涌入这些品牌评论区要求“请立刻解约”，并强调“辱华艺人不应被中国市场接纳”。

争议截图

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为什么韩国人这么喜欢拿中国“说事儿”？

在我看来，延续几百年的“悲催史”以及与生俱来的“地缘劣势”，使得韩国人直到今天依然保留着一种微妙的的“忧患意识”，而这种“忧患意识”不仅造就了一种独特的“历史悲情主义”，还催生出了一系列令我们感到匪夷所思的“怪相”。

所以，这种在影视作品中“刻意辱华”的小动作，本质上也是“历史悲情主义”的产物。

参加示威的韩国民众

那么问题来了，这种“历史悲情主义”都催生出了什么样的“怪相”？我查阅了一些资料，接下来跟大家简单聊聊。

众所周知，古代朝鲜一直与中原王朝保持着较为紧密的关系。

忽必烈建立元朝后，高丽一直都是元朝的“驸马之国”。明朝时期，双方更是维持着“恩同父子、义则君臣”的密切关系。

但是，明清易代的现实，清军对朝鲜的铁血征服以及“剃发易服”政策的推行，使得朝鲜各阶层的“中国观”开始出现了微妙变化。

电影《南汉山城》中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的朝鲜仁祖李倧

1636年底，改元称帝的皇太极以“朝鲜没有派遣使者前来庆贺”为由，亲率八旗大军，发动了第二次讨伐朝鲜的战争，史称“丙子胡乱”。

八旗铁骑一路势如破竹，逼得朝鲜仁祖李倧狼狈逃至南汉山城避难。在苦苦支撑了四十多天后，他不得不出城投降，并向皇太极“行三跪九叩之礼”，以示臣服。

至此，朝鲜沦为了清朝的“藩属之国”。

不过话说回来，无论是李倧的继任孝宗李淏，还是朝鲜的臣僚与知识精英，自始至终都瞧不起清朝这个“蛮夷宗主”。因此，尽管双方的朝贡往来延绵不绝，但一些朝鲜知识分子不仅不认可清朝的正统地位，一些人甚至还以“中华正统”自居。

比如知名学者李种徽（1731—1797）曾指出：

朝鲜自箕子用夏变夷之后，即已成为华夏。尽管新罗和高丽一度沦为夷狄，但如同中原王朝经五胡乱华仍为中国一样，朝鲜的东夏地位是不可撼动的。

李种徽著《修山集》内页

在清廷推行“剃发易服”政策后，一些朝鲜知识分子认为，“出生在清朝是一种不幸，出生在朝鲜是一种幸运”。

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文化层面的“优越感”逐渐衍生出了一种独特的“大国意识”。

学者尹愭（1741—1826）认为，朝鲜不仅做到了“独保崇祯后日月”，而且“山川之秀丽，风俗之美好，殆同金瓯之无一欠缺，宛然有大明天地之气象，此岂非宇宙间好个大疆域耶？”

在今天看来，这种自大心态不仅造成了朝鲜各阶层人士对清代中国的无知，同时显著助长了他们对本国文化的“过度自尊”意识。

清《万国来朝图》中的朝鲜使团

也正是从这一时期开始，一些朝鲜知识分子开始对高句丽和渤海国的历史，给予了更深层次的关注与研究，同时滋生了“恢复旧疆”的愿望，甚至有人提出了“北伐中国”的狂野计划。

比如学者成海应（1760—1839）认为，“恢复旧疆的关键，在于迅速占据辽东”。具体而言：

朝鲜军队北伐时，应该遵循水陆并进的原则。水路在山东半岛登陆后直捣京津地区；陆路从辽东出发，沿山海关南下。北伐成功后，朝鲜可以拥立明朝皇室后裔为帝，朝鲜退守东藩。

在今天看来，这些理论属实让人哭笑不得。

成海应著《研经斋全集》内页

进入19世纪中叶，朝鲜逐渐沦为了列强蚕食的对象。面对国家惨淡的境地，越来越多的朝鲜知识精英们坚定认为，“中华文化”是导致朝鲜衰落的罪魁祸首。

对于甲午战争中清军遭遇的一系列惨败，朝鲜《独立新闻》认为，清军一败再败的主要原因是“未能实现文明化”。

与此同时，文章还言辞激烈地指出，“对于中朝两国而言，儒学和中国古书都是有害的东西”。

浮世绘作品中的“平壤陷落”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中国人”也沦为了肆意抨击的对象。

比如《独立新闻》曾发表专题文章，批评中国民众“性格懦弱、卑贱、愚昧、肮脏，毫无为国献身之心，即使受人贱待也漠然不知，受人蔑视也毫无怨言。”

朝鲜政治家俞吉濬（1856—1914）在1895年访问日本时，从伊藤博文口中得知“有中国百姓愿为日军提供劳役”一事后，发出了这样的感叹：

若哉！人民之无自立之气如是哉！

清国之民，自来若是，故汉人所谓四夷八蛮而凌辱之者，苟有力而入主之，以世界中最大国最多民不敢出一矢相抗，顺受而君事之，自晋魏以来至于今日也。

从这以后，他不仅成为了铁杆的“亲日派”，即便人到晚年也依然与日本处于游离的“半合作状态”。

朝鲜政治家俞吉濬（1856—1914）

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不得不承认“朝鲜独立”。1897年十月，朝鲜高宗李熙“称帝”，改国号为“大韩帝国”。

尽管朝鲜人民从未实现严格意义上的“独立”，但越来越多的朝鲜知识分子们开始兴致盎然地表示，“在经过十年努力之后，大韩帝国不仅可以成为一个富强的国家，还能像日本一样击败中国”。

一些人甚至认为，“大韩帝国在击败中国后，不仅要将整个东北据为己有，还要要向中国索要八亿元的战争赔款。”

在日俄战争爆发前夕，朝鲜学者李沂居然天真的提出，“日本在控制东北后，可以将东北划为三部分，东部归日本，西部归中国，南部归韩国”。

只不过，伴随着《日韩合并条约》的签订，“大韩帝国”在1910年便画上了休止符；而朝鲜知识分子们的“中国野望”，更像是一个荒唐的笑柄。

《日韩合并条约》内页

进入20世纪以后，朝鲜已然沦为了日本的傀儡。

面对国势日颓的惨淡局面，一大批忧国忧民的朝鲜知识分子们，尝试以结社、舆论、集会等方式，意图启发民众的自立自强精神，加强民众的团结意识，最终实现“独立自主”——这便是朝鲜半岛史上著名的“爱国启蒙运动”。

于是，历史学成为了这些人启发民族主义精神的重要工具。

其中，以申采浩、朴殷植等为代表的民主活动家们，选择以高句丽政权为中心，重新构筑了新的“朝鲜史”体系，即 “北方史观”。

《大韩每日申报》编辑部

就拿申采浩（1880—1936）来说，他不仅喊出了“韩民族得满洲，韩民族则强盛；他民族得满洲，韩民族则劣退”的口号，还炮制出了“高句丽旧疆收复”论，即“将东北视为朝鲜自古以来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大肆炮制“朝鲜民族侵略中原王朝”的“光荣史”。

在他们的笔下，古代朝鲜和高句丽都是“与古罗马一般的大帝国”，匈奴、女真、蒙古、鲜卑、满洲等北方民族，都是“朝鲜民族的同族”。

从1924年开始，申采浩开启了《朝鲜上古史》的创作工作。从1931年开始，该书在《朝鲜日报》上陆续连载。

在申采浩的笔下，“朝鲜的开国君主”檀君成为了“征服英雄”，整个中原地区都是接受其统治的一部分，古代中国史中的帝喾、帝尧、帝舜等人，都是檀君任命的“朝鲜五部的长官”。

申采浩画像

在介绍高句丽、百济与新罗的历史时，《朝鲜上古史》着重强调了上述国家对中原王朝的“侵略”事迹，比如“福建泉州、漳州等地曾是新罗的殖民地，百济一度占领了中国的山东、浙江一带。”

值得一提的是，申采浩还对传统的“慕华思想”进行了言辞激烈的批判。

比如他在《朝鲜上古史》中指出，在高句丽、新罗、百济并存的“三国时代”以前，“全国人心只尊自国，只爱自国，以中国为仇敌”；但从这以后，“几乎所有的朝鲜人，都以收藏汉文书籍，学习汉文化为荣”。

其结果就是，“朝鲜国粹被埋没，汉土风教夺去了韩国国魂，人民充满奴性，国家长期陷入奴隶境地。”

但令人不可思议的是，申采浩在大肆否定中华文化的同时，还频繁强调“中国的古代文化源自朝鲜文化”。

比如他认为，“中国古代文化的许多东西都源自朝鲜文化。只是到了秦汉以后，中原王朝境内狭隘的国粹主义盛行，使得尊尚朝鲜的学说无法流传于世”。

申采浩著《朝鲜史论》内页

坦诚说，对于一个处于生态位劣势的民族而言，要想重振民众的自信心，最直接的办法就是给他们灌输一段“伟大的历史”。

所以，以申采浩为首的朝鲜学者们，之所以肆无忌惮地“再造历史”，本意就是想给饱受欺凌的朝鲜民众们打一针强心剂。

由此可见，这些压根就经不起推敲的“再造史”，本质上就是“在特殊时间、特殊背景下孕育出的特殊文化产物”而已。

对此，我们应该给予一定程度的理解，倒也没必要过分计较和苛责。

20世纪初的朝鲜民众

二战结束后，从日本殖民枷锁中挣脱出来的韩国，满目疮痍、极度贫困；接踵而来的三年朝鲜战争，更让韩国社会失去了发展意志，民众变得消极木讷、精神颓废，以至于一度被西方媒体视为“世界上最没有发展前途的国家”。

直到1961年朴正熙上台后，情况才有所改观。

一方面，他提出的“经济发展第一”“贫困是国家也无法拯救的”“要过好日子！”“只要干就一定会成功”等朴素的动员口号，迅速得到了韩国人的认同。

其结果就是，“新村运动”将农村的生活环境整饬一新，“过好日子运动”让韩国民众扔掉了懒惰和消极的生活作风，变得积极向上。

考察的朴正熙

与国家发展战略相呼应，韩国的知识界与教育界也参与到了民族意识的塑造进程当中，意图重塑一个充满悲情、勤劳坚忍、奋起直追的“大韩民族”。

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韩国的民族史学蓬勃兴起。

其结果就是，尽管以李丙焘（1896—1989）、申奭镐（1904—1981）等为代表的实证主义历史学者们依然在韩国主流学界占据着主导地位。

但是，以崔栋（1896—1973）、文定昌（1899—1980）、李裕岦（1907—1986）为代表的非科班出身的“在野史学者”以及他们倡导的民族史学理论，在民间颇具影响力。

他们不仅对“以中国为尊”的“事大主义”展开了严厉批评，同时主张“大韩民族要努力脱离中华秩序”，强调大韩民族的文化独创性。

在今天看来，这些观点不仅重塑了韩国人的民族意识，还使得“韩国人既为大韩民族的智慧感到骄傲，又为自己的屈辱历史感到悲愤”，有效激发了韩国人建设祖国的热情。

韩国历年GDP年度增长率

伴随着经济发展初见成效，这些学者们再度掀起了所谓“民族性”的研究热潮，并指出“大韩民族是一个充满悲情、勤劳坚忍的民族”，而这种民族精神，“正是在现代化道路上奋起直追的韩国所需要的”。

为了筹集启动经济发展的资金，朴正熙政府不仅与日本建交，还派兵随美军参加了越南战争。尽管韩国社会出现了强烈的屈辱和悲伤情绪，但政府巧妙地将这种负面情绪转化为民族发展的动力。

值得一提的是，为了获得联邦德国的贷款，韩国曾经向联邦德国输送过大量的劳动力从事矿工和护士等工作，以这些人的工资作为借款担保。

1964年，朴正熙夫妇访问联邦德国时，不仅专门看望这些劳动者，还与他们一起失声痛哭。

诸如此类的故事被广为传颂，不仅激励着韩国民众崛起的意志，也为经济的“压缩式增长”积蓄了动力。

访问西德的朴正熙

总而言之，朴正熙政府充分利用这种充满了悲情色彩的民族主义理论，将之化为了发展经济的精神动力。

实际上，早在日据时期，“在野史学家”的活动就已经较为活跃。待到日本战败后，这些人开始深入“研究”朝鲜古代史，撰写和出版历史著作。

比如文定昌“考证”后认为，“韩国本来拥有20多万卷史书，其中大多数是与檀君朝鲜有关的书籍，但都被日本殖民者一句销毁了”。

中日两国“毁掉”了朝鲜古代史？

1976年10月，文定昌联合李裕岦等人，共同筹建了旨在“恢复国史”的“国史恢复协议会”。

所谓“国史恢复”的核心工作之一，就是“证明檀君是实际存在的人物，檀君朝鲜是实际存在过的韩国古代国家。”

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在野史学家们所依据的史料，主要是《桓檀古记》和《葵园史话》等古书。不过话说回来，是否将《桓檀古记》和《葵园史话》等史料视作“信史”，一直都是韩国正统史学与在野史学的分水岭。

原因很简单，这些史料中关于古代朝鲜的论述带有浓郁的神话色彩，几乎不具备严格意义的采信价值。可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韩国人对此深信不疑。

韩国绘作中的檀君

以最知名的《桓檀古记》为例，据说该书是由太白教教徒桂延寿于1911年编撰完成的。1949年，他将书稿交给弟子李裕岦，并嘱咐他“到庚申年（1980）再将此书公诸于众”。因此直到1979年，《桓檀古记》才正式影印出版。

《桓檀古记》共分为三圣记、檀君世记、北夫余记和太白逸史四大模块。其中，“三圣记为假托新罗僧人安含老和元董仲所著”。

该书不仅认为“檀君朝鲜”是真实存在的，还认为在檀君之前，“存在桓国（桓因）与神市（桓雄）两个时代”，并指出“檀君是太阳神之子桓雄与熊女结合而生，在位1500年，后来主动退位并隐居于阿斯达山做了山神，活到1908岁”。

于是，《桓檀古记》当中提到的“三圣朝时代”，被正式纳入到了“上古朝鲜史”的范畴。与此同时，凡是提出“檀君是神话人物”的历史学者，大概率都会被扣上“殖民史学者”的帽子。

《桓檀古记》内页

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野史学家们发表的观点，变得越来越离谱。比如有人认为，“桓国”曾经统治着以天山为中心的整个欧亚大陆，随着时间的推移：

《大朝鲜帝国史》封面

由学者金珊湖担任主编、出版于1994年的《大朝鲜帝国史》，更是将这一观点推到了令人叹为观止的程度。

在该书开头，他就着重强调：

朝鲜民族发起源于帕米尔高原，迁徙经过贝加尔湖，来到不咸山，在那里定居下来，在公元前6000年创造了辉煌的文明，并唤醒了红山文明和黄河文明。

公元前3898年建立的倍达国，长期压制着农耕文明的中华族，建立了大帝国。在延续了1565年之后，倍达国被檀君朝鲜取而代之。

在公元前7000年左右，韩人东渡日本，创造了日本文明。公元前37年，卒本扶余的高朱蒙统一了北满洲一带，同时，高句丽的功臣逃到日本，建立了日本的最初的国家多婆罗。

《大朝鲜帝国史》绘本内页

涉及到“中国史”的论述，更是非常炸裂：

鲜卑、燕、契丹、金、蒙古帝国和大清帝国，都是韩民族征服了中国之后建立的、对中国进行殖民统治的国家。

伏羲、少典、九黎、蚩尤等上古人物，实际上都是“韩民族的先祖。黄帝是蚩尤天皇时的官名，轩辕为反抗倍达韩国的殖民统治而发动战争，结果被蚩尤天皇所打败，蚩尤天皇任命轩辕为黄帝，相当于诸侯。

《大朝鲜帝国史》绘本内页

除此之外，一些人不仅认为“三圣朝时代”是真实存在的，还认为“这些国家都曾经统治过中国大陆的全境或一部分”。

具体而言：

一些韩国在野史学眼中的高句丽

林均泽主编的《韩国史》，更是将“地图开疆”发挥到了极致。

在该书中，百济不仅控制着整个朝鲜半岛，华北大部与西藏也被纳入进了版图，包括上海、江苏、浙江在内的长江以南的大片区域，被纳入到了新罗版图。

百济以北的大片领土，均成为了高句丽的领土；至于唐朝的疆域，仅局限在云南、四川的部分地区。

在描述高丽历史时，其疆域北起远东部分，南至云南，是“东亚版图最大的国家”。

反观同一时期的北宋，只是个“统治着两广、福建、湖南等几个省的小国”；至于契丹（辽）的位置，干脆被直接平移到了大西北一带。

林均泽眼中的高句丽与高丽，大概就是这个样子

伴随着国际局势的激荡变化，韩国民众对于周边大国的一举一动变得更为敏感。原因很简单，“韩国自古以来一直夹在大国之间，进而滋生出了较强的受害者意识”。

因此，尽管韩国已经成为了一个发达国家，但这种微妙的“受害者意识”丝毫没有出现明显减弱态势。比如很多韩国人坚定认为，“美国、日本、中国和俄罗斯等邻国都没安好心，韩国必须为此做好准备”。

比如他们对中国的飞速发展“充满了疑虑和不安”，一些人甚至会担心“崛起后的中国，是否会恢复传统的朝贡体系、成为亚洲大陆的霸主”。

直到今天，韩国政局依然难言平稳

最后想说的是，无论是大肆修撰“野史”，还是在影视作品中大搞“小动作”，固然可以筑牢民族认同感，提升民族凝聚力，舒缓民众对“再度失去独立性”的恐惧心理。

但这种带有悲情底色的“民族主义”思潮，终究是一把双刃剑，绝非是长久之策。

更何况，在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倘若再拿“我的祖宗有多阔”来弘扬民族自信，多少还是有点跌份了。

来源：汗八里文艺之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