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两日关于大S（徐熙媛）的消息写了挺多了，在写的过程中，我对这位曾经的童年女神，也有了越来越多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细读她的一生，不禁会发现一个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存在着很久的问题，也困扰和影响着无数人的一生。

近两日关于大S（徐熙媛）的消息写了挺多了，在写的过程中，我对这位曾经的童年女神，也有了越来越多更加深刻的认识和了解。细读她的一生，不禁会发现一个在中国传统家庭中存在着很久的问题，也困扰和影响着无数人的一生。

大S的猝然离世，让人扼腕叹息的同时，更引发了笔者对原生家庭、个人命运以及社会现象的深刻反思。

这几天，在关于大S的离世报道中，各种猜测和议论铺天盖地。有人将她的去世责任归咎于日本不堪的医疗体系，有人则试图从命理的角度寻找答案。然而，当真相逐渐浮出水面，我们遽然发现，这背后隐藏的是一个关于原生家庭、个人牺牲与宿命的复杂故事。

据大S在日本旅游期间的导游爆料，大S在春节期间与家人前往日本旅游，其间已出现发烧、咳嗽等症状，但仍勉强支撑病体继续行程。

直到到了箱根泡温泉后于1月31日晚病情突然恶化，才叫救护车到当地诊所急诊，但后半夜又被送回。期间，医生嘱咐大S家人到东京后将其送往大医院就医。但到达东京后，一家人继续行程，并没有立刻送大S就医，直到2月2日凌晨大S病情再度恶化，才又送医，但为时已晚，不幸于当天早上离世。

这个行程中的种种细节，让人不禁对大S的家庭关系产生诸多疑问。为何在病情已经明显恶化的情况下，家人仍选择继续行程，而非立即就医？难道在大S的家庭中，她的付出和牺牲已经成为了一种理所当然？

就像导游所说的，但凡其家人上点心，大S也不至于死去。

而在深夜刷到小S在姐姐病危前发布的酒店热舞视频时，无数人感到脊背发凉——这究竟是怎样一个魔幻现实的家庭？

当大S在东京的医院孤独离世时，她生命中的两个镜像正悄然重合：一边是综艺里需要丈夫端茶倒水的娇妻，一边是替父还债、为妹平事的“顶梁柱”。这种撕裂的生命状态，恰似千万中国女性在传统与现代夹缝中的生存隐喻。

她的原生家庭经历无疑对她的性格和命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一个重男轻女的家庭中，大S从小就扮演着庇护母亲、照顾妹妹的角色。这种“长女性格”的养成，让她在原生家庭中承担了过多的责任和义务。而在自己的小家庭中，她又试图寻找那份缺失的关爱和照顾，这导致了她与丈夫汪小菲之间的矛盾和冲突。

徐家三姐妹：徐熙娴、徐熙娣、徐熙媛（从左至右）

大S的悲剧在于，她始终无法摆脱原生家庭给她设定的角色和宿命。她在当女儿的时候先扮演了母亲和妻子的角色，而在当妻子和母亲时又本能地寻求当回女儿的感觉。这种角色的颠倒和错位，让她的人生充满了矛盾和挣扎。

在综艺里连剥虾都要丈夫代劳的“公主”，却能在父亲被黑帮挟持时，冷静筹集800万新台币赎金；当妹妹深陷丑闻漩涡，她可以指挥前夫动用资源摆平。这种分裂背后，是根植于东亚文化深处的“长姐魔咒”。

其实，在中国，像大S这样遭遇原生家庭PUA的人并不少见。尤其是女性，在重男轻女的家庭中，往往要承担更多的家庭义务和责任。她们在漫长的原生家庭生活浸润中，形成了“生为女孩，我很抱歉”的潜意识。这种潜意识驱使她们比长子更加倍地努力回馈家庭，以证明自己的价值并洗脱“原罪”。

心理学研究显示，在多子女家庭中，被迫承担父母职责的长女，其大脑前额叶皮层会出现异常活跃。

这种早熟的代价，是终其一生难以建立健康的亲密关系。

正如大S在《幸福三重奏》中展现的极端依赖型人格，实则是长期情感透支后的代偿机制。她不断在丈夫身上寻找“理想父亲”的投影，却始终不愿正视：那个真正需要被治愈的，是蜷缩在童年阴影里的自己。

一个人的“心力”终究是一个恒定值。长期背负着原生家庭的枷锁，必然会导致个体的心理和情感上的压抑和扭曲。大S的离世，就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当我们追溯大S母亲黄春梅的婚姻时，会发现悲剧的基因早已埋下。连生三女后被家暴驱逐的遭遇，让这个家族的女性形成病态生存策略——通过超额付出来证明“女儿的价值”。从徐家祖母连生七女才得男丁的执念，到大S姐妹在娱乐圈的拼命三娘做派，本质都是对父权制度的畸形献祭。

社会学家Arlie Hochschild提出的“情感劳动”理论在此展现得淋漓尽致。大S在真人秀中精心设计的“柔弱”人设，与其说是性格使然，不如说是对传统性别规训的变相臣服。她既要满足观众对“完美妻子”的想象，又要维系“家族守护者”的刚强面具，这种双重表演最终将生命撕成碎片。

更令人心惊的是，这种扭曲的家庭模式正在自动化复制。当大S母亲默许女儿为父还债时，当小S坦然接受姐姐的过度庇护时，她们都在无意识中成为父权体系的共谋。

人类学家项飙所说的“代际剥削”，在这个家族呈现出现代化的典型版本：用情感绑架替代经济控制，以“家庭团结”美化资源汲取。

虽然当前社会下，重男轻女的思想正在弱化，女性的独立意识也越来越强，但这种“长姐困境”的现象依然突出。过去在农村家庭这一现象表现明显，而当前已然蔓延到城市中产家庭。

当城市独生女被要求“既要事业成功又要相夫教子”，当小镇做题家必须承担弟弟的婚房首付，我们看到的，不过是莫言《丰乳肥臀》中“招娣”“来娣”“盼娣”们在新时代的另一种呈现，而这种精神镣铐，不仅没有随着科技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而消失，反而还在一直延续，且愈演愈烈。

仔细读完大S的一生，其实原生家庭才是致命的“终极刑场”，而她的悲剧，也给予了我们启示：

1. 警惕情感绑架的利他主义。过度家庭责任会使皮质醇水平升高37%，直接导致早衰风险。健康的爱应有清晰边界。

2. 打破代际传递的关键节点。正如心理学家武志红所言，每个家庭都需要一个“叛徒”。当95后开始大规模拒绝“扶弟魔”角色时，改变正在发生。

3. 重构自我救赎的叙事方式：日本作家岸见一郎在《被讨厌的勇气》中强调，真正的成熟是“课题分离”。那些我们以为必须背负的十字架，或许本就是他人强加的重担。

在东京那个寒冷的凌晨，大S最终没能等来属于她的救赎。

但千万个正在觉醒的“长姐”们，正在重新书写命运的剧本。

当我们不再将原生家庭视为宿命，当女性开始坦然接纳“不完美女儿”的身份，或许就能挣脱那具温柔的精神枷锁。

毕竟，生而为女，本就该活得理直气壮。

（全文完）

来源：我是单只蝴蝶吖